重读贾植芳先生的《狱里狱外》，其中关于邵洵美的一段记载，令人心潮跌宕，久久不已。
六十年代初，邵洵美在饥饿的监房生活折磨下，哮喘病日益加重，他深感出狱的希望渺茫，便郑重其事地对狱友贾植芳先生说：“贾兄，你比我年轻，身体又好，总有一天会出去的。我有两件事，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，替我说几句话，那我就死而瞑目了。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，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，负责接待工作，萧伯纳不吃荤。所以，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，在‘功德林’摆了一桌素菜，用了四十六块银元，由我自己出钱付出。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、杨杏佛，还有我和林语堂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，都没有我的名字，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。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，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。还有一件，我的文章，是写得不好，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，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‘捐班’，是在花钱雇人代写的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。我敬佩鲁迅先生，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！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……”这是一位贫病交加的老者在生命尽头的夙愿，看起来好似在为自己挽回一些无关紧要的荣誉，其实它是一大批被忽略又被误解过的知识分子对不公命运的抗议。在现代文坛中，邵洵美当然不是那些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，可无论他怎么做，又注定不是“中国脊梁们”的同路人，谁都看得出，记者们“忘记”登载邵洵美的名字，并非疏忽，而是不情愿把这样一位资本家的纨绔子弟同那些伟人、名人们排列在一起。为了声誉，他们可以忘却事实。像邵洵美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坛上的位置是尴尬的，表面上没有旗帜鲜明地奉行进步力量的指挥，可实际上，都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出版业的鼎盛注入了不可缺少的力量。当历史的冤案被澄清，最有资格伸冤叫屈的肯定不是他们，一旦昔日受冷遇的派别、人物成为今天街头炒作的精品、明星，他们更是望尘莫及。世界好像不是为他们而存在，但他们和祖国、人民一起受苦。
在“肃反”运动中，邵洵美以“历史反革命罪”锒铛入狱，理由是他早年和南京政府要员张道藩、谢位鼎拜过把兄弟，并以张赠与他的“电影考察特使”的名义考察了英美电影界。十几年的牢狱生活，把人的生存状态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，一日三餐吃的是夹着饭粒的烂菜皮汤。即使如此，邵洵美还自告奋勇地拖着病体擦地板。据贾先生回忆：“他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弯腰躬背……老犯人戏称他为‘老拖拉机’，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”。实在熬不住了，便借着回忆往事慰藉一下痛苦的精神和肉体。
1927年，邵娶了清末最富的官僚盛宣怀的孙女。妻子带来的巨额资财使邵成为上海滩“一品香”的常客，每逢生日，他都会定做一个像真老虎那样大的奶油老虎，在橱房里展览。昔日的豪华生活今日成了止渴的话梅。邵洵美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前幻想烤炉和火鸡那样，重温着过去，所不同的是，后者永远是美丽的童话，而前者是事实。
一个忠于史实的文学研究者，是不能对邵洵美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充耳不闻的。他所筹办的金屋书店和《金屋月刊》，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热心译介了英法唯美主义思潮的大量作品，他本人也成为该流派在中国新诗中的实践者，尽管他后来将这一思潮蜕变成“颓加荡”的颓废主义。如果说唯美———颓废主义被当今学者看作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中介环节，那么邵洵美及其小团体则是把这一思潮引介给中国现代诗坛的“海派”中坚。
鲁迅先生实在是冤枉了邵洵美。在《诗二十五首．自序》中，邵言：“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，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；十五年来虽然因了干着吉珂德先生式的工作，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，可是龛前的供奉却从没有分秒的间断，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由。”事实上，邵洵美创作新诗之始，非但未闻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就连徐志摩的大名也不曾听说过，这恰恰成为他不受拘束，独具一格的优势。读过该序的人不难发现，作者对当时诗坛客观、精到的评述以及留法归来对唯美主义思潮的引介，绝非一般“捐客”所能企及。
邵洵美的背后还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总是无法摆脱悲剧的阴影。这是一个无从述说又缺乏听众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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